关于简牍的形制与书写行列规范,可以参照后汉蔡邕的论断。后汉时已经有大量隶书石碑问世,有名的如《曹全碑》《礼器碑》《张迁碑》《史晨碑》《孔宙碑》《乙瑛碑》,汉隶已经定型。而且汉碑石面宽幅,可同时并列十行或数十行,形成一个大整体;但在这些风气对照下,同时代的竹木简牍却一仍其旧,仍以狭窄长条的竹木长条为之,每条一行,编缀成篇。蔡邕认为:

  ——“策者简也。……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

  ——“三公以罪免,亦赐策。文体如上策而隶书。以尺一木两行,惟此为异者也。”(《独断》)

  从名词用法看简策之说,盖因“简”喻其材质;“策”指其文体,强调重点不同,所指实为一事。而其尺寸,皆为“长二尺”。更以特殊情况下如大臣免罪之策,“策而隶书”,长度不变曰“尺”,“一木两行”,而不是我们普通常见的一支简上只有墨书一行。因为与通常惯例不同,“惟此为异也”。那就是说。这种一条竹木简牍写“两行”的例子,是“异”,是例外。而一支简牍上只书一行,乃为常态耳!

  这种纵向单行的空间意识,其实笼罩和统驭了同时的篆草、章草、后来的狂草、行草诸书。张芝号为“一笔书”,但这个一笔书仍然是纵列而左右揖让呼应,一贯而下。说到底,还是简牍书写形成的空间观念在无时不刻地发挥作用。

  我看《简牍百态》的是否成功,首先取决于它能在这场科研探索与尝试中,究竟可以有多少开拓?引进多少新的创作元素?形成多少新的序列方式?而每件作品个体的是否完整或规范,却不在我最关心之聚焦点上。亦即是说,可以有一些作品是我们在视觉上可能还不习惯的——都习惯了,还要创新干嘛?但它必须有新见,有新想法新思维,当然还可以有新形式新做法;还可以为他人仿效与沿用。并且,因为它的理性和经过反复检验论证、反复试错,最后它必定是会被我们这个时代所认同的。

  这种新模式一旦成形,肯定不仅仅限于简牍书法,篆隶楷行草、颜柳欧赵、苏黄米蔡,南帖北碑,颠张醉素,都足可以吸收并化用之。换言之,“简牍书法”本来是我们书法创作科研的一个起点;而从此中的突破,如果可以适用于所有书体书风,则表明了它在学理上无懈可击的严谨性和面向未来的创新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