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期间,谢稚柳收获了爱情。陈佩秋22岁时从昆明来到重庆,考入国立艺专,在国画系苦读5年。陈佩秋与谢稚柳恋爱时,曾请教过艺专恩师郑午昌,他说:“谢稚柳艺品人品皆高,值得托付终身。只是他一介文人,两袖清风。”但陈佩秋看中的也正是他的才华与修养。

  抗战胜利后,各单位要返回原地,徐悲鸿得到新的任命,担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他招纳吴作人、李桦、叶浅予、冯法祀等一批有才华的美术家执教,谢稚柳也在这份名单上。但张大千到了上海,陈佩秋也要去上海,谢稚柳婉拒了徐悲鸿的邀请。他们蛰居于一幢石库门民居,谢稚柳努力作画,那几年他的画艺提高极快;而陈佩秋结婚生子后仍然专心绘事。1949年后,两人双双进入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开始大量接触古代字画,1956年,两人又被上海中国画院聘为画师。历代夫妇同善书画者,不乏其例。而能各成一格、并称艺苑者,谢陈伉俪是很少见的例子,被誉为当代的“赵管风流”。

  从职业画家转而入上海文管会工作,是谢稚柳人生的一大转折。他以鉴定为主业,工作在文物收购和管理的第一线。现在上海博物馆所藏珍品书画,大多是经谢稚柳鉴定收购的。如唐孙位的《高逸图》、南唐董源的《夏山图》、南宋李迪的《枯木寒雀图》、宋人团扇及宋末元初钱舜举的作品。其它还有北宋郭熙的《幽谷图》、《古木远山图》、宋徽宗的《柳鸦芦荡图》、元代王蒙的《青卞隐居图》等。

  1962年,他和张葱玉、刘九庵三人组成文物鉴定小组,对故宫和几大博物馆所收藏的历代名家字画进行鉴别。1983年,他担任组长,率领中国书画鉴定小组历时8年在全国范围内对现存古书画进行全面和系统的考察、鉴定,并编印了《中国古代书画目录》。

  1966年,他于香港《大公报》上连载《论书画鉴别》,是一篇系统性的鉴定学论文。从传统的鉴别方法,到鉴别方法的论证,到辨伪,特别是在对书画本身的认识一章中,谢稚柳精论迭出,显示出艺术家对鉴定的敏锐观察力。

  谢稚柳在鉴定《游目帖》时,认为不是王羲之真迹,连唐摹本也不是,而是元人手笔,理由是《游目帖》的笔势与形体已具有赵孟頫的风格。他还能从某一画家的构图定式中点破天机,如对《茂林远岫图》的翻案。谢稚柳认为绝非李成之笔,而是出自燕文贵。他举出传世的燕文贵的四幅画:《溪山楼观图轴》、《江山楼观图卷》、《溪风图卷》、《烟岚水殿图卷》,指出它与《茂林远岫图》的一致性。谢稚柳在鉴定结论中写道:“试从山的形及其皴法,树木的形及其描法,水边的石及其铺陈,流泉的形及其墨的运成以及屋宇及其安排,无一不显示出一手的迹象。”

  谢稚柳创造性地提出“性格说”。他认为鉴定的标准,是书画本身的各种性格,是它的本质。一个画家可以产生水准高的作品,也会产生低劣的作品。问题不在于标准高低、宽严,而在于书画本身的各种性格的认识。性格始终贯穿于优与劣的作品中,基于此,他认为对于书画作品出现特例时,即某一画家临时变换习惯性画风,或者是早年所作的不成熟样式等等,皆有可能不被迷惑,从而具有深邃的鉴别力。

  书画实践和谢稚柳的望气性格使他的鉴定具有一种神奇性。王蘧常在《谢稚柳系年录》的序言中说:“君之鉴别古迹真赝,往往望气而知神遇于牝牡骊黄之外。鉴既定,如南山之不可移,人或不信,但久而后君言卒验,予曰君古迹之九方皋也。”对他的望气给予极高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