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全老人”乾隆,不只以文治武功闻名于世,其对古陶瓷的品鉴水平,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亦或是陶瓷史上,都不可等闲视之。

  清宫旧藏陶瓷器数十万件,实际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秘而不宣、极少示人的物件”,是“真正的收藏品”;另一类是“用以彰显皇家地位与品位而展示在外的”,是“陈设用品”(蒋得庄:《乾隆皇帝收藏再思考》)。在乾隆看来,清宫的古陶瓷有“甲”“乙”“丙”或“一等”“二等”“三等”的分别,只有入选“一等”或“甲”类的器物,才是真正的收藏品。“二等”或未入选者,只是一般的陈设器物,或用以赏赐臣工。

  本文探讨的主要是属于“真正的收藏品”范畴的古陶瓷。乾隆对古陶瓷的品鉴水平,实际上也代表了乾隆的陶瓷鉴藏水平。

  耳濡目染:乾隆陶瓷品味之养成

  乾隆对古陶瓷的品鉴,首先受到宫廷环境的影响。从顺治时代开始,清朝皇帝仿效汉族文人士大夫,闲暇之时,以古陶瓷为清玩,臧否品鉴,涵养性情。乾隆的祖父康熙、父亲雍正及帝师、词臣、画师乃至能工巧匠的启迪,都直接或间接影响了乾隆的古陶瓷鉴藏品味。如葫芦文字笔筒,是康熙赏赐给乾隆的案头小物。乾隆二十三年,更作《咏葫芦笔筒》诗一首,记曰:“是器乃皇祖所赐也。”其不仅“十载伴朝昏”,也有“训垂燕翼见铭言”。可见康熙与康熙的鉴藏之物对乾隆的直接影响。乾隆的咏瓷诗,多有反省警示之作,如《咏官窑方炉》云:“论器寓论世,用人弗可思”;《咏汝窑碗》云:“玩物敢忘太保言”。这种以警句镌于古陶瓷之上,或在鉴赏品评时,警示处世之道的鉴藏观,显然受益于康熙。雍正曾下令绘制《古玩图》,将琳琅满目的古器物,绘于手卷之上,营造出一种“博古”之境。乾隆则将纯粹的古玩图,发展为以“博古”为布景的“自画像”,《弘历是一是二图》是其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