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7日，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刘若鹏院长针对两会相关问题，在深圳总部接受新华社、中新社、广东电视台、深圳卫视、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等三十余家媒体群访。
刘若鹏院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随着双区驱动”战略的正式实施，以及科技部提出的“2035年要建设成为全球科技创新示范标杆”的发展目标，让深圳迎来了重大历史机遇和光荣使命。在此背景下，经过一年时间的集中调研，发现深圳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运行模式与其它城市差异非常大，极具深圳特色，所以今年两会将提出“支持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联合体”的建议。
“深圳五家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各自产业为依托，针对重大的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展开基础科学研究，这些基础研究不仅会影响到国家在通信、互联网、国防、生命科学等领域的技术发展趋势，还会影响到相关行业的未来发展走势，甚至带来颠覆性的变化。”刘若鹏建议，深圳应该先行先试，组建国家重点实验室联合体，并向全国总结推广“贝尔实验室”群的创新模式，挑战世界科技前沿课题。
深圳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刘若鹏院长接受媒体群访以下为媒体群访纪要：
媒体：今年已经是您第四次参加两会了，请问您今年两会有哪些新提案呢？
刘若鹏：今年的提案是在前几年的基础上，又做了深入的思考。由于之前的提案99%都已经落地，甚至是被纳入到国家战略体系里面，而余下的1%，则需要进一步深化。去年是深圳改革开放40周年，国家也批准了深圳先行示范区的建设，在此背景下，我在去年一年的时间里，相对集中地调研了深圳各类实验室，尤其是调研了深圳的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发现运行模式与其它城市差异非常大，极具深圳特色，所以今年两会我将提出“支持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联合体”的建议。
第二是建议深圳建立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填补国防科研平台空白。深圳要想打造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之都，要建立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就需要在前沿科技和尖端技术领域，起到培养和孵化创新科技的作用。以硅谷为例，美国科技创新的很多成果，都是国防科技项目的溢出，尤其是当年的阿波罗计划，就产生了生物、材料、光通信等许多重大技术创新。所以硅谷不仅有全球最重大科研平台、重点实验室，也有来自国防科技领域的重点实验室和重大的科技平台。
目前来说，深圳在国防科技领域还处于空白，如果深圳要建立先行示范区，也需要在国防科技领域拥有大型的科研平台和设施平台，并加强国家的大科学装置建设，例如新材料制造技术、最前沿的半导体技术等，都跟国防科技息息相关，而作为新兴科技创新城市，深圳此前在国防科技领域布局较少，未来也是需要在这个领域不断强化和提升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战略性布局。
第三是关于新兴领域博士人才培养的建议。这也是结合近年来，我国留学生在国际交流上受到影响和制约变得非常严重，使得我们不论在人才引进、培养上，还是在新兴科学领域发展上都带来了新的挑战。面对这个挑战，我的建议是：在新兴的科学领域加大博士人才培养，尤其是允许深圳的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培养博士人才。
还有关于公平贸易的建议，美国商务部自1997年首次发布“实体清单”，借由“维护国家安全利益”，滥用出口管制等措施，动用国家力量，不断排挤、限制和打压美国企业竞争对手。其本身就是政治打压，我们要明确表态、坚决斗争。我们要提倡公平贸易，至少在中国国内大循环的环境里边是不应该出现，也是绝对不允许的。
媒体：您能否详细介绍下关于支持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联合体的建议？
刘若鹏：作为国家批复的第4个国家综合科学创新中心，深圳与其它几个创新中心有所不同，从数量上看，深圳仅有五家由华为、中兴、光启、华大基因和中广核五家企业建设的国家重点实验室，相对于北京的130多家，以及上海、安徽的数十家国家重点实验室相比，数量规模最少。从运营模式上看，深圳的五家国家重点实验室都是依托于产业实体建设的，在运行模式上区别于国内其它国家重点实验室，但是与美国贝尔实验室的运营模式极为相似。
美国贝尔实验室是由美国AT&T公司以企业为依托、面向重大基础科学的重点实验室，自从成立之日起，贝尔实验室一共获得了30000多项专利，其中拥有重大科研成果50多项。此外，贝尔实验室还有11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16位获得美国最高科学、技术奖（美国国家科学奖章和美国国家技术奖章，均由总统亲自颁奖），4位获得了图灵奖（堪称“计算机界的诺贝尔奖”）。正是由于贝尔实验室产生了众多科学研究的突出成就，人们把它看作世界上最具权威性的研究机构之一。深圳这五家国家重点实验室同样以各自产业为依托，针对重大的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展开基础科学研究，这些基础研究不仅会影响到国家在通信、互联网、国防、生命科学等领域的技术发展趋势，还会影响到相关行业的未来发展走势，甚至带来颠覆性的变化。
鉴于深圳这五家重点实验室在国家尖端装备、生命科学等相关领域做出的重大贡献，所以我建议：
（一）深圳应该先行先试，组建国家重点实验室联合体，并向全国总结推广“贝尔实验室”群的创新模式，挑战世界科技前沿课题；
（二）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改革人才评价体系，增强国家在前沿技术领域的人才梯队力量；
（三）推广深圳国家重点实验室运行机制。由于深圳这五家国家重点实验室是完全自主科技创新机构，体系与其它国家重点实验室完全不同，具有专业和独特的运行机制，也真正的做到了“三不”，就是：不让外行的评价内行的，不让低水平的评价高水平的，不让坐而论道的评价实干的。所以这种运行机制应该是值得推广的，而且是值得固化的。
（四）设立大科学装置前沿研究的定向资助项目，给予大型科学装置在建设、运行、维护等方面给予相应配套政策及资金支持，以支撑大型科研装置顺利搭建和运行，为上下游领域内研究机构、企业提供共享。
媒体：近年来，国内的一些科技企业频频遭遇美国制裁，光启去年也被纳入“实体清单”，您怎么看待国内科技企业当前面临的国际环境，您刚才也提到一个公平贸易的建议，具体会怎么去落地与实施？
刘若鹏：美国商务部自1997年首次发布“实体清单”，借由“维护国家安全利益”，滥用出口管制等措施，动用国家力量，不断排挤、限制和打压美国企业竞争对手。其本身就是政治打压，这是我们要明确表态、坚决斗争的，我们要提倡公平贸易，至少在中国国内大循环的环境里边是不应该出现的，也是绝对不允许的。
刚才我提到的深圳这五家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主体企业，都被美国制裁了，所以在此背景下，无论是做基础研究，还是涉及到重大战略性产业，对于企业的整个供应链稳定性都带来了极大伤害，所以这些尖端科技企业必须要进入“南泥湾”，只有自力更生才能丰衣足食，没有其它选择。由于超材料属于新兴的基础学科领域，我们前期做了非常多的额外开发与投入，目前已经进一步延伸到底层的材料级，其中每一个环节都是自主创新，避免了美国制裁带来的风险，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这些所谓的制裁，本身就是政治打压，这是我们要明确表态和坚决斗争的，包括一些国外的企业、一些外资在国内设立的企业，以及包括一些外资在国内研发、制造、销售、服务的企业，甚至是国内的本土企业，随波逐流，助纣为虐，这就是不公平的贸易。
对此，我建议加强对外企在国内生产经营活动的监管，结合我国“不可靠实体名单”，加大对外企“双标”行为的行政处罚力度，保障我国市场公平贸易的环境，为我国科技创新营造一个公平稳定的“土壤”。
媒体：刘院长您好，我们也想听听您从资本市场发展的角度，对我们科技领域在金融方面的一些建议？
刘若鹏：这个议题非常大，我觉得对于科技领域来讲，可以对比下硅谷模式。如果用得好的话，资本市场在科技创新领域起到的贡献和作用是非常巨大的，没有一个良好的资本市场环境，很难在新领域、新经济和新技术上取得突破。所以我们也看到，今年国家在资本市场做了很多改革，包括创业板、科创板的建立，到现在的注册制…都是在资本市场上努力的成果。
媒体：今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在粤港澳大湾区跟社会主义新型示范区的“双区驱动”下，光启作为科技创新企业，您觉得在这样新的形势中，我们有哪些新的作为？
刘若鹏：《十四五规划》可以说是国家实现科技战略最重要的一个开局，因为在新形势下，深圳想要做好整个相关的科技创新工作，绝对不能只在数量上下功夫，必须要在质量上以及机制和模式上有所突破。只是复制过去，比如简单复制北京和上海的科研机构模式，从国家的角度来看没什么区别，只是地域不同而已。从“十四五”的角度来讲，国家对于科技创新发展的需求和以前不一样了，不仅是要解决“有无”的问题，更是解决“好坏”的问题，我觉得这对于深圳科技创新的质量，提出了新的要求，是要去做 “挑战世界极限”的相关工作。
媒体：您刚才也提到了“在新兴领域里面博士人才培养的建议”，能不能谈一下您在人才方面的一些心得？
刘若鹏：近年来，最明显的现象就是人才不能引进了，要靠企业自己去培养，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变化。我也曾给组织部门提出过明确的建议，我们必须得进入到人才需求的第二阶段，需要引进和培养人才相结合。以前，由于很多领域在已有的体系里还不完善——尤其是尖端领域，但好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我们引进的人才很多，所以就得要鼓励企业去培养“内生性人才”，要让原来不承担，或者说是没有资格承担培养人才的创新组织或者科研机构，具有承担培养人才的能力，原来这些工作是学校的事情，但现在可能要出台一些新兴的人才培养机制，尤其是应该允许深圳的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针对于所在专业领域培养博士人才，并以产业平台为基础形成一套完整的科教体系，从而来满足国家不断提升的人才需求。
媒体：您谈到深圳确实有很多产业上的优势，给后面一些科技创新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但我们也发现，在各种因素推动下，深圳的人才流失也在加大，您是怎么看深圳的长期人才发展？
刘若鹏：长期来说，如果“深圳”只是“深圳”的话，我觉得挺危险，但是如果有先行示范区和大湾区，双区能够携手融合发展，就不会有问题。我觉得深圳还是应该要做好龙头带动效应，另外要用好大湾区整体的配套设施，给深圳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制约瓶颈、一些成本短板上增加优势。
媒体：我想了解下超材料在应用方面的情况，您能不能介绍一下超材料的最新进展，以及未来的产业规划？
刘若鹏：超材料技术是20年前从细分科学研究里面独立出来，成为了一个基础学科。2006年有了Metamaterial这个词，2008年有了“超材料”这三个字。直到2009年的时候，我和我的团队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的学术论文，进一步推动了超材料从科学向技术的转化。
2012年，我们在国内建立了第一个超材料中试线，到2017年初，开始生产制造第一代的超材料，那个时候成品率特别的低，最开始0%的成品率也造不出来，后来就达到10%，20%，30%，40%…良率开始一点点爬坡，直到2020年，我们所交付的成品率达到了97.7%，但与我们的最终目标99.99%还有一点点差距。去年，我们的第二代超材料基本上覆盖了我国重要的尖端装备，也实现了里程碑式的突破，让超材料技术从一个新技术的引入发展成为了主流技术。今年的情况又有些不同，超材料的生产不再是小批量的，而是直接面临大批量的制造与交付，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尤其是今年一开始，压力明显增大。我们的基地员工大年三十都没有休息，不仅是没有休息而是大年三十还要加夜班，一直在连轴转，主要是因为上量的速度太快了，让我们措手不及。我们测算了一下，2021年所需要制造的超材料，按照公斤数来算的话，超过了我们过去11年的总和，但是我们所拥有的生产和研发资源却没有达到过去11年的总和。更难的是，尽管压力非常大，但还是要保障正常交付，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因为这些超材料产品不仅是客户的需要，还是国家的需要，是民族和国家交给我们的重任，哪怕战斗到最后，只剩一滴血，也得把这活儿给干了！
所以，我们还得要保证持续的技术突破和创新，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使得原先花10年时间干的活，要在七八个月以内把它干完。
今年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实现第三代超材料技术规模量产。相对于目前的第二代超材料的产品，第三代超材料在性能上有大幅度的提升，不可同日而语的性能上的提升。以每24个月量产一代新技术的时间来估算，我们将在2023年实现第四代超材料技术规模量产，同时也在反向推动这个领域发展，所以第四代超材料技术现在也进入到紧张的研制过程中。我们希望通过今年再一次的蜕变，明年看能不能把它理顺一下，在第四代超材料技术量产前，让我们稍微缓口气。
媒体：过去十年至今，国内超材料这个行业现状是什么样的？
刘若鹏：两年前，超材料就已经是百花齐放了。无论去任何一个十大尖端装备集团，任何一个研究所，或者任何的一个尖端装备制造厂，发展领域和方向一定少不了超材料。当然，时间已经证明，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是一个符合主要生产力、主要技术发展的正确方向和路径。如今，随着超材料大规模、全面应用，更是形成了“万花齐放”的局面，几乎覆盖了我国最重要的尖端装备。这也正是由于光启十年来一直坚持底层基础科学研究，从无到有，逐步打通了超材料研究、设计、测试、批产的全产业化链条，将超材料由实验室推进至产业化应用，并不断在产业化的基础上更新迭代的重要科技成果。当然，目前超材料在其它的一些更广泛的应用领域，包括一些民用领域，超材料的应用确实还不多，还停留在一个比较初级的状态，当然，这也是事物的基本发展规律。
媒体：刘院长您好，我有一个关于5G方面的问题，去年深圳已经在全国率先实现了5G网络全覆盖，您认为目前深圳在5G行业的发展当中还面临着怎样的困难？光启如何利用5G的机遇或者优势来推动下一步的发展，有没有一些规划？
刘若鹏：我之前连续几年都提了关于5G网络的建设，还有5G行业应用的相关建议，也非常高兴看到现在5G网络推行的速度非常快，那么从下一步的发展来看，我觉得有几个特别关键的点是需要去尽快完成的。第一个就是关于5G独立组网的问题，因为5G行业的切入点跟4G不一样， 5G是要面向行业和产业的，所以大数据的独立组网需要尽快启动。第二，但凡涉及到产业化的应用，都会涉及安全性的问题，而且现在国家也在推动安可（安全可靠）战略，要用国产芯片，国产操作系统等等，那么国产信息化安全的生态体系就要尽快完成。所以独立组网和“安可”这两件事情能够完成，那么5G对于尖端制造业来讲，作用是非常巨大的。我认为，像深圳5G网络的发展，最好还是能选出一些制造业的代表，在不同的行业领域进行试点，明年我也将会重点在这个领域提出相关建议。
（审核：李昌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