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在清湖做了六年工人权益相关的工作，和工人打交道是他的日常，像谭斌这样的心态，他并不陌生，“很多人基本上没干过农活，家里面的人把一切都安排好，家里也不指望他们攒钱。我们感觉年轻一代有点“没心没肺”，基本就是自己挣多少花多少。”但是跟工人深入交流，他觉得背后仍有着社会的原因：“我接触这批年轻的工人，感到挺绝望的。不管是80后还是00后，阶层固化的趋势还是非常明显的。”
2018年7月，深圳清湖社区，几辆共享单车倒在狭窄的巷子里谭斌说自己不喜欢城市，而是喜欢渔村，在渔村待着，什么都不用干。至于未来，“没有未来的”，谭斌说到。
二
30年前，郭台铭在深圳开办只有百来人的工厂，之后，小工厂发展成为富士康龙华基地。在接受媒体访谈时，郭台铭说“我们选对了地方”，富士康是劳动密集型工厂，“那时候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农民工，他们来自于各个地方的农村，乡下，来到深圳这个特区，求的是一份工作，一份温饱”。
30年后，随着深圳土地价格和人力成本的上升，制造业成本抬高，不少工厂关闭或者外迁。 2018年7月2日，华为2700名员工正式去东莞上班的新闻刺痛了不少人的神经。六年前，深圳市政府发布《深圳市加快产业转型升级配套政策》，提出“低端企业清理淘汰、优势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加工贸易转型升级”。2018年5月，由深圳市政府发布的《深圳市可持续发展规划》，要求“加大城中村整治力度，消除安全隐患，着力把城中村改造为现代化城市社区。”
深圳的城中村在整个城市发展的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给农民工提供了落脚之处，某种意义上承担了社会廉租房的作用。如今，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政府和市场推动城中村改造升级，深圳的现存的1044个城中村各自面临着不同的命运。而这种变化又折射出制造业和农民工发展的迷茫。
李林林住的出租屋在富士康南门附近，从厂里下班走路到家只要5分钟。李林林来到富士康也是为了一份温饱，但和上一代工人相比，如今在深圳打工的年轻人却很难看到希望。因家境贫寒，18岁时，李林林离开老家河南洛阳农村，南下深圳打工。十年间，他辗转于深圳、浙江的多个城市，2015年，来到富士康上班。在清湖村，他租的单间一个月450元，今年涨到850元，加上水电费，每月总共要1000多元，工资却仍是5000元出头。
李林林坐在自己的出租屋里，一边抽烟一边拿着镜子看。李林林住的单间面积20平方米左右，摆了一张围着蚊帐的床，两张书桌以及一台电风扇。一进门，他脱掉上衣，先去洗了一把脸。“洗了舒服，要不然没空调，太难受了。”墙上褪色的周杰伦海报和长颈鹿风景画都是他从别人搬家拿过来装饰用的。李林林之前也住过宿舍，但宿舍住10个人，每个人上班时间不一样。他睡觉的时候，其他人在看电影、放歌。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自己租的房子再怎么也是一个独立的空间，休息好了有精神头。”
李林林家庭状况不好，父亲养猪亏了钱，母亲患有精神障碍，这使得他更加渴望赚钱，改善自己和父母的生活。“农村结婚也要买车买房。老家同龄人小孩都能在路上跑了，我还一事无成。”李林林陷入失落，边说边深吸了一口烟， “我不满足就是一个机器，我也想要改变。除了挣钱以外，也想在这个城市安身立命。”李林林有时候很确信自己的想法，有时候又会动摇。“但是要在深圳买房，我算了算，我还要在干五百年呐！”
但不要说买房，租房也令他吃力：房租押二付一，房东每个月催款。他没有和房东签合同，直接在微信上转账房租。“涨价的时候没有理由，房东会说不住就搬走。我们这些打工的被宰没办法。”李林林觉得更过分的是水费的问题。房东规定不管用不用水，最低消费为3吨水，而且收7元一吨。他老家在缺水的北方，“没想到不缺水的南方还要收我们这么贵的水费”。
简陋的二手小桌上放着李林林最近在看的书。李林林的书桌上摆着《职业期货交易者》《老板的5项修炼大全集》《35岁前，搭建属于自己的舞台》等商业书籍和一座“金色”的弥勒佛。李林林想从他人的成功上吸取经验改变命运，十年的打工经历让他对打工改变命运早已不寄希望。李林林每天都会听“得到”，喜欢罗振宇讲的李嘉诚、马云的故事。他觉得李嘉诚和马云都是从屌丝变成富豪的典范，很励志。最近，李林林给自己改了个新名字，叫李心任，取自《孟子》——天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
2014年，中国股市大好，李林林隔三差五就能听到身边同事赚钱的好消息。对证券知识一无所知的李林林也跟风炒起了股，一开始挣了2万元，但后来全亏了。李林林想靠资本市场多赚一点钱的念头没有死。2016年初，李林林请一位同事教他炒期货。当年4月他投了1万元，正好赶上螺纹钢从1600涨到4000的大牛市，李林林至今惊叹于在资本市场赚钱的快速和刺激，“当时只进去了两三分钟，就挣了几百元。这个比上班挣钱的速度快太多了，让人害怕。”但他禁不住幻想，“我当时要是抓住螺纹钢那个历史机遇，可能就不是住在今天这里了。”
李林林曾经被一个卖电话卡挣钱的活动骗过，投资了近万元，结果对方跑路了。在清湖，像他这样被骗了积蓄的工人比比皆是。在清湖社区做社工的长江，碰到过很多被投资、创业所骗，或者加入传销的工人。他认为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普遍现象：“几万元对他来说都是血汗钱。那种洗脑的方式，加上对现实的失望，很多人都经不住诱惑的。”
改变命运越来越难。长江认为，很多工人学历不高，长年在信息闭塞的工厂打工，创业和投资都不得其法。在这样的情势下，要么像谭斌一样选择降低欲望，增加钝感；要么寻找其他致富渠道，但大部分都只是虚假的希望。
晚上七点半的深圳龙华，夜色刚刚降临。当天，李林林没有加班，他站在观澜河旁，望着夜色下的流水，一个小孩在大人的搀扶下跨过漫水的码头。他盯着这个场景思索了半天，想起了自己，只身一人在深圳闯荡的他，就像一个小孩独自涉水，但却没有人帮扶。
在那封《致富士康员工的公开信》的结尾写到：“我们也要告诉身边的人，让更多人知道自己的权利！”这张A4纸被贴在富士康厂区附近，在密集的人流中并不起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