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6日,是富士康发工资的日子,谭斌拿到4500元。放工的人群里,有人抱怨工资发的比预想得还少。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骂了一句:“真不想在这干了!”

  回到在清湖村的出租屋楼下,谭斌坐在城中村的水泥墩子上。“又涨了50,现在房租这么高,谁还住的起哦”,同事对他说。

7月6日晚,下班的工人走出富士康厂区。本文图片均为 澎湃新闻记者 谢匡时 图7月6日晚,下班的工人走出富士康厂区。本文图片均为 澎湃新闻记者 谢匡时 图

  清湖村和富士康工厂紧邻在一起,住着大量富士康工人。今年以来,位于深圳龙华区的清湖村已经经历了两次涨价,目前单间的价格已经涨到700-800元,占工人底薪的三分之一。

  2018年6月,一封“致富士康员工的公开信”在网络上流传。信中指出,城中村房租飞涨,工人生活成本增加,工资明升暗降,公积金长期没有依法缴纳。工人担心万科的“万村计划”进行城中村改造后,房租将要“翻两三倍”,城中村里 “人心惶惶”。

  

  在这里住了三年的谭斌,对清湖村的改造一无所知。

  清湖村是深圳居住规模最大的城中村之一。清湖村分为东村和西村,共有239栋民宅,入住着近五万的外来务工人群。清湖村的房子极为密集,两栋楼的同层住户打开窗户,就可以握手成功,这些城中村的楼房被戏称为“握手楼”。别人做饭的时候传来油烟很重,谭斌对此颇有意见。

 2018年7月,谭斌穿着白色的富士康工作服坐在清湖村的小巷边。 2018年7月,谭斌穿着白色的富士康工作服坐在清湖村的小巷边。

  晚上八点半,在12小时的流水线工作后,谭斌穿着工服坐在出租屋的楼道上玩手机,他忘记带钥匙,只好在楼下等待室友回来。

  谭斌住在清湖西村一间不到20平米的单间,楼上没有空调,没有电视,也没有WiFi,月租680元,“只要能睡觉就行,别人能住我也能。”楼上的一室一厅住了8个人,他觉得有点多,现在三个合租刚刚好。

  三年前,他刚到清湖村时一个单间的租金是400元。2018年3月,他搬到一个租金540元的单间,比三年前涨了35%,他决定在咸鱼上招了两个室友来分担房租。4月,金地地产的旧改项目草莓社区一期开始运营, 房租在1880-2880之间。工人们抱怨,地产商的城中村改造项目,促使出租屋被大量收购,不少房东开始自主对房屋改造,以此提高租金。5月,谭斌的房租涨到了680元。两个月内这间房子涨了25%。

  谭斌只知道房东说涨就涨,从没得到过房东的解释。他看到周边很多房子在装修,但对地产商改造城中村的计划一无所知,也没有追问过涨价的原因。

  富士康的普通工人工资在四千到五千左右,为了达到储蓄的最大化,房租等生活开销要尽量压缩。谭斌认为,把钱花在房租上是浪费,只要不那么乱,城中村没什么好改的。

  等待室友的整个晚上,从8点到12点,谭斌在地上坐了4个小时。大部分时间,他都在逛咸鱼,他的生活用品几乎都是在咸鱼上面买,用了一段时间再卖掉。有人在上面卖电饭煲,20元。他评价,“这么旧,送人都不要。”期间,他和一个华为的朋友打了一个招呼,和一只小狗玩了一会,和富士康的朋友吐槽了一会工作。

  凌晨12点,他的舍友还没回来,谭斌也没打电话或者微信去催促对方。他决定去吃个宵夜,去“化州糖水店”点了一碗6元的海鲜粥。凌晨的糖水店里坐满了人,清湖村很多店铺都是一直营业到天亮,为夜班工人提供服务。

  谭斌今年三十岁,三年前,他听别人说富士康女孩多,便从老家茂名来到深圳。此前,他宅在家里无所事事。谭斌父母一直经商,家境殷实。作为家中最小的儿子,他不需要负担家用,反倒是家里还会替他操心。早在2008年,父母已经在老家为三个儿子各买了一套婚房。

  在富士康的三年是谭斌在外工作时间最长的一次。“我妈都觉得惊叹。”工作了三年,谭林依然是最低级别的原一。谭斌觉得在富士康上班轻松,工资少点无所谓。谭斌在富士康谈过几个女朋友,带回家给父母看过,但最后都没有成功。他的计划是35岁左右结婚,不过不结婚也没关系,“反正我自己不着急。”谭斌认同最近流行的“佛系“标签,觉得自己现在是“无欲无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