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晓捐赠的边防证。深圳晚报记者 林涛
日前，深圳市民凌晓将他珍藏的一张边防证，捐赠给深圳市档案馆。“这张边防证凝结着我的历史记忆，对我有着特殊的意义。捐给市档案馆，可以让它的价值得到更大的发挥，希望年轻人看到这张边防证，能加深对深圳历史的了解。”凌晓说。
1980年9月，年仅17岁、刚中专毕业的热血青年凌晓，只身从陕西汉中出发，踏上了南下的绿皮火车，经过七八次的辗转，他在广州凭借边防证买到了开往深圳经济特区的火车票，这次旅途耗费了他大半个月的时间。
如今，这张保存完好、微微泛黄的边防证，正静静陈列在深圳市档案馆，成为深圳经济特区一个独特的历史印记。
千里迢迢南下深圳拓荒
1980年8月，被分配到汉航集团下属单位华燕仪表厂的凌晓，正在车间里给数控车床编程，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电话里领导告诉他，集团决定在千里之外的深圳筹办一个电子厂，而凌晓将作为第一批“拓荒者”被选派到深圳。
激动无比的凌晓回家后第一时间将消息告诉了父亲，然而父亲考虑到凌晓作为家中独子以及深圳路途太过遥远，一开始是拒绝的。架不住儿子的一再哀求，父亲最终同意。
凌晓背上行囊，从汉中出发，沿途经过安康、西安、汉口、武昌、岳阳、长沙、广州等站。由于车少人多、车厢拥挤，他一路转车，经过大半个月的长途跋涉，终于来到了深圳，成为他们单位最早派往深圳经济特区的建设者之一。
那时的深圳条件还非常艰苦，凌晓的宿舍是铁皮房，当时连自来水都没有，大家只能用井水。凌晓还记得，上海宾馆周边在当时还遍布着稻田、水池，不少当地人赶着鸭子在深南大道的地界上走来走去，尘土飞扬……
随着时间的推移，深圳经济特区迅猛发展，让身处其中的凌晓十分感叹：“每一次出差回来，我都能感觉到深圳日新月异的变化，每次都能深刻体会到深圳发展的效率和速度。”
赶制文件、填报表格、绘制K线图……1992年，凌晓被抽调到了当时公司的证券部，负责南光公司上市前的资料整理、报备。那时，企业上市还是一个新生事物，沪深交易所上市公司加起来，也才十多家。
“说实话，当时股票、上市、股份制在我脑海中只是名词，只能硬着头皮，摸着石头过河。”凌晓回忆，“那时一忙起来，吃住都在办公室，有时实在困了，倒头就睡在地板上，不过那种激情燃烧的岁月，倒也让人感到酣畅淋漓。”
四十载岁月见证历史巨变
1980年以及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凡是进入深圳经济特区的人，均须出示特区身份证或边防证。
当时办理一张进入深圳的边防证，要经过单位政审、派出所核查、公安局办证三个程序，如果没有单位，还需要经过街道居委会审查，申请手续非常复杂。
“出了单位大门，必须要随身携带边防证，因为路上可能会有人抽查。”凌晓回忆道，“我的边防证是由单位开介绍信和证明才给办理的，如果不是因公或者探亲，一般人很难通过办证申请。”
“边防证上的每一个字我都记得非常清楚。”凌晓告诉深晚记者，当时办理一张边防证需要15元的押金，但如果及时上交边防证，押金是可以退还的，大部分人都会选择退押金。凌晓清晰地记得，他那时一个月的工资是43.52元，15元对他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额。“但由于那时候我经常出差，一来二去就把这个事给忘了，押金没有退，边防证也一直留在手里。”凌晓笑道。
“后来，有一家机构看到我这张通行证，觉得是年代最早的、品相最好的，曾提出用500元收这张边防证，但我一直没同意。”
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凌晓在媒体上得知市档案馆展品征集消息，他想着家里保存条件不是很好，同时也怕自己年纪大了，把这事忘了，最终选择把边防证捐赠给市档案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