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一封关于香港厂商要求回广州开设工厂的来信摘报，送到了邓小平的办公室。邓小平阅后，当即批示：这种事，我看广东可以放手干。
转眼到当年7月，时任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的袁赓提出在内地沿海建设一个出口加工基地的想法，在一块名为蛇口的两平方公里的地方变成了现实，蛇口工业区成了中国经济特区的发轫地。
如今，经济特区结出硕果累累，更为中国各地的改革开放奉献了经验样本。人们不禁要问，经济特区为什么行？
打开国门 与世界做生意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个转折点，这次意义非凡的会议后，国家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提出了“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科学论断。
秉承着打开大门与世界做生意的理念，经济特区就此诞生并实现快速发展，一批又一批的工厂从特区拔地而起，而“中国制造”也正是从此刻开始逐渐走向世界。
为何彼时经济特区能成为吸引外资的高地？从国内角度而言，经济特区的特殊优惠政策是一块巨大的“磁石”，而从全球范围看，世界经济产业的发展阶段到了需要中国经济特区的时候。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曲建指出，事实上，全世界的制造业供应链每隔25年左右都要“搬一次家”，经济特区的成功就是抓住了这个机遇，在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全球供应链系统开始向深圳等经济特区和沿海城市转移。
解放思想 打消旧疑虑
在经济特区建立之初，人们一直争论着一个问题：经济特区会不会成为昔日的“租界”和“殖民地”？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提到，当时的中共中央作出明确表态，提出中国特区是经济特区，不是政治特区。特区内全面行使中国国家主权，这和由不平等条约产生的租界、殖民地在性质上根本不同。
经济特区能走好走稳的另一个关键在于厘清了姓“资”还是姓“社”的疑问。
蛇口是深圳特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从1979年到1984年，蛇口工业区创造过24项全国第一：率先推出定额超产奖励制度、在劳动用工方面推行劳动合同制、以工程招标的方式管理工程、职工住宅商品化、全国范围内招聘人才……那个年代的石破天惊，如今已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常态。
“当时的情况是，外资进入特区之后，必须实行市场经济运作方式，许多方面都必须打破过去传统的计划经济运作模式。这个问题在整个80年代一直是有争论的。”郑永年指出，正是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强调，市场经济是促进生产力的方式和工具，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而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
放手改革 闯出一片天
不要资金要政策，中央放权兴改革。这句话伴随中国经济特区起步。
1981年5月至6月，由谷牧主持，在北京召开了广东、福建两省和特区工作会议。在会上，两省的要求就一个：“松绑放权”。
根据会议结果报送中央的《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纪要》系统地为特区建设提出了10条政策性意见。
例如，特区的规划和建设要因地制宜，注重实效，各有侧重；海关对特区进口的货物、物品，要给予特殊的关税优惠；简化入出境手续，方便人员往来；劳动工资制度要进行改革；特区市场需要的国内出口商品，可由特区向有关外贸公司提出订货，以外汇结算等。
其中更是提到，特区的管理机构，应按照精简、高效的原则设置，并赋予充分的权利，使之能独立自主地处理问题，协调各方面的关系。
现在的中国正推动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这其中不单单是经济特区要整装再出发，与其并肩而行还有自贸区、自贸港、粤港澳大湾区等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下的“弄潮儿”，而经济特区的发展经验则将与时俱进地伴随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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